一段关于1930年代法国局势的个人记录

我个人看到这些事件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，但不能不感到痛心。1937年，我参加了高级军事训练中心的工作，并受命在梅斯指挥第507坦克团。当了团长以后，由于远离巴黎，根本没有机会而且也不能和各方接触，所以就无法参加辩论。

1938年春天，保罗·雷诺先生参加了达拉第内阁，起初是当司法部长，后来当财政部长。他不但机关事务缠身，而且恢复经济与通货平衡的任务也十分紧迫，把部长任内的时间全都占去了。

当时德国的强大武装力量已经雄视整个欧洲，我们的当局却顽固地建立着一种静止的军事体系；德国已经张牙舞爪地要扑到我们身上来了，当局还在盲目地玩着荒唐的把戏；还有许多傻瓜甚至为慕尼黑投降事件喝彩。这一切完全是病入膏肓的民族自暴自弃所造成的后果。对于这一切，我是束手无策的。

然而在1938年当我看到暴风雨快要来临的时候，我还是出版了《法兰西和她的军队》一书。在这本书中，我说明若干世纪以来，国家的灵魂和命运何以一直都反映在军队这一面镜子里面。这便是我在那卑微的地位上，当大难临头的前夕，为我国提出的最后一次警告。